幾張照片談李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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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論是中國的殷墟，或是台灣的十三行，這些廣受人喜愛的旅遊景點，再再都有考古人類學家的身影浮現其中，沉埋地底的古代人類遺產才能夠逃過盜墓者的摧殘，成為人人都可親近的美好經驗。而考古學之所以能夠在華人世界中開花結果，和這位屬於上個世紀的男人—李濟(1896-1979)的一生息息相關。

李濟出生於中國湖北省鐘祥縣，二十二歲赴美留學；他是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華人。李濟回到中國後，便在1926年主導了中國山西西陰村的考古遺址發掘，這也是在當時西方地質學家、傳教士壟斷的中國考古工作中，第一個由華人主持的考古田野發掘。在西陰村遺址，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被人工剖開的蠶繭，年代可能在距今五千年以上，這也是目前全世界所知與絲織工藝發展相關最早的證據。

1928年，歷史語言研究所於河南安陽進行殷墟發掘。最初主持工作的是文字學家董作賓先生。董作賓先生雖然找到了些許甲骨殘片，但是他的專長畢竟在於古文字學，而非考古田野發掘。因此，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所長也就在1929年聘請李濟先生加入考古發掘研究工作。透過李濟先生所帶來的科學考古工作方法與經驗，史語所不僅在安陽，在河南、山東也同樣進行不少考古發掘，替中國古史的輪廓，添上了不少豐富的色彩。

1936年，殷墟考古早已累積了豐碩的成果，商朝國王宏偉的陵墓已然揭露在世人的眼前，種種人殉、精緻的牛方鼎、鹿方鼎等皇家器用，都讓人再再驚嘆於商朝最後帝都的繁華。 但是在地底下，還深藏著另一個驚人的發現。這年的六月十二日，讓考古學家與文字學家讚嘆不已的YH127甲骨坑出土，主持殷墟考古工作的李濟先生自然也是身先士卒，一同加入YH127甲骨柱的搬運工作。在這個集圖書館、檔案館與宗教之窗於一身的遺跡中，一共有超過一萬七千餘片甲骨殘片出土，替中國上古史學者提供了全新而豐富的研究材料。

1937年，中日戰爭爆發，田野考古工作已不可行。史語所考古學家們也分成了兩派，一些熱血青年希望投筆從戎，為他們的國家貢獻一份心力。也有一些考古學家認為知識亦能報國，希望能夠守護過去十年的發掘心血。業已邁入不惑之年的李濟先生，也就擔下了史語所考古文物內遷、躲避戰火的重責大任。湖南長沙、雲南昆明、四川李莊，再再都留下了史語所和李濟先生的足跡。

1945年8月，因為幾千公里外投在廣島與長崎的兩顆原子彈，中日戰爭剎然結束。史語所全體研究人員認為很快可以回到南京、繼續研究工作，為中國的學術發展進一份心力。但是沒有多久時光，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內戰，很快便肆虐全中國。不過短短十餘年，南京又將再度淪為戰火前線。為了文物安全，李濟先生再度帶著這些人類文明的遺產，踏上流轉的旅程，來到孤懸海外的島嶼—台灣。也和許多嚮往新社會、新中國的同仁，甚至是他的愛子李光謨先生永遠別離。
 
1945年之前的台灣考古與人類學學術發展，並非如大家想像的是一片荒漠。在1928年，李濟先生的同窗移川子之藏教授，在南國的台北帝國大學創立土俗人種學講座，接續了日本殖民時期早期鳥居龍藏、伊能嘉矩、森丑之助等日本學者的研究工作。等到日本投降，中華民國奉盟軍總部之命來台接收，台北帝國大學搖身一變成為國立台灣大學。而李濟先生除了史語所的研究責任之外，並於1949年創設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，擔任第一任系主任。李濟先生和史語所考古學者們，也就適時地填補了戰後遭國府遣返日籍教授的空缺，繼續傳衍台灣的考古學與人類學研究。
 
李濟先生公子李光謨先生，在回憶父親時曾認為台灣無多少古物可考，因此他的父親勢必有些落寞。不過當年安陽殷墟等地的考古資料，在飄浪許久後終於安定下來，能夠有整理、仔細研究的可能；而台灣多元的人文風貌景觀，也讓民族學家有了新的研究空間。更重要的是，李濟先生所創立的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系，提供了台灣有志於人類學與考古學的青年一個追求學問之處。在2009年的今天，許多台灣的考古學家與人類學家，所承襲、服務的研究場域，或多或少都和李濟先生追溯得上淵源。也許無古可考對考古學家是件殘酷的事實，但是在李濟先生的庇蔭之下，有更多考古與人類學家，開創出了新的研究領域、有了「新的古」可考，這或許也是李濟先生在1979年過世時，所未能料想到的風景吧！

李濟先生身處的年代，是一個舊典範崩毀、新知識典範建立的關鍵年代。台灣十三行與中國殷墟、兩個因為遺址觀光而蓬勃發展的景點，也都和李濟先生本人與他所遺留下來的學術遺產息息相關。這位帶著靦腆笑容的先生，著實值得我們懷念！